业务主管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社保研究 > 科研论文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构想 (作者: 赵秋成 杨 哲)
   时间:2008-07-24

  农村养老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在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基础上,讨论了中国农村居民特点及养老保障状况,分析了失地农民、农民工、纯农民和乡镇企业职工的保障问题。最后,提出了以满足农村居民养老需求为核心的复合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思路。

  ——编者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近几年,以城镇为重点的社会养老保障力度不断加强,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高。而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却面临困境,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老年人口规模和分布的城乡差别决定了解决我国老年问题的重中之中在农村。保障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目前,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主要保障方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大量农民子女进城务工,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农村保障供求极度失衡,土地保障功能弱化;家庭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使农村年轻一代的赡养比例增高;农村养老社会保障一直未纳入国家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特别是要首先解决“三农”问题的今天,农村社会保障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国内理论界的重视。对于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问题,目前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应把农村养老保险视作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核心,而对农村养老保险建立的条件是否成熟问题,学者们的看法却不一致。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再一一阐述。笔者认为,从消除中国社会二元结构、最终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着眼,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体系的研究必须本着针对现在、面向未来以及降低制度建设成本、提高收益的思路,把失地农民、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和纯农民的保障问题统一于同一系统框架下予以思考,应充分考虑到农村养老保险与城镇养老保险的未来对接、整合以及制度成本最小化问题。

  一、中国农村居民特点及其养老保障分析

  相对于农村人口及其劳动力增长速度而言,农村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力转移机制不完善使农村积淀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转移途径通常有两条:一是离土不离乡,到乡镇企业就业;二是离土又离乡,进城打工。“离土不离乡”模式因转移成本较低而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推动了乡村工业和小城镇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户籍政策松动,受产业和地区比较利益的驱使,“离土又离乡”转移模式——“民工潮”开始自中西部向东部、自内地向沿海、自农村向城市盛行起来。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大量农村耕地被征用,新的社会群体——失地农民由此出现,并迅速成长。乡镇企业从业者、农民工、滞留于农村土地上的“纯农民”和失地农民一起构成了目前中国农村的四类人员。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一直处于二元分割状态,城镇居民享有包括养老保障在内的一系列福利,而农民则长期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土地经营收入是农民最基本、最可靠的收入来源,土地保障是农民的最后一道生活保障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失地农民开始大量涌现。他们既有别于农民,不享有土地保障,又不同于城市居民,不享有社会保障,成为一个边缘群体。失地农民因就业、收入等方面的不稳定性,依托于家庭的养老保障模式越来越受到冲击。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生活在城市边缘,就业、子女就学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又享受不到有关政策,导致其中许多人转化为城市贫民,影响到社会稳定。从总体上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缺乏城市的社会和生活基础,缺乏城市的谋生手段,缺乏城市的社会认可度,在一段时间内甚至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习惯。失地农民,其农民身份已不存在。在征地过程中,各方利益主体所处的地位不同,征用部门占据绝对优势,获取了土地征用所带来的大部分利益,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获得的利益非常有限。农民与土地唇齿相依,然而,这种关系在土地被强制征用后即被打破。目前,政府对农民的安置方法主要是货币化安置。

  农民工是中国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目前,农民工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即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民工;一是“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即卷入“民工潮”到外地,特别是大中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离土又离乡”农民工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已经“城市化”的农民工,他们有着较长时期的劳动关系和较稳定的工作岗位,有相对固定的住所,在一个城市居住了一定年限,并已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一部分;第二类是季节性农民工,他们只在农闲时外出打工,平时大部分时间呆在农村;第三类是大量流动的农民工,他们无固定居所和稳定的岗位,经常处于流动之中,从一个城镇向另一个城镇,从一个工作岗位到另一个工作岗位。而且,因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随时可能陷于“无工作、无收入、无保障”的“三无”境地。总的来讲,目前农民工在城市基本处于受社会排斥状态,工作、生活、居住、子女受教育等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如果这一群体不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范围,那么,他们中的大部分在步入老年后很可能会沦为社会的贫困群体。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已刻不容缓。

  乡镇企业连接农村与城市、农民与非农民,在中国城乡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乡镇企业职工则是被置于中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外的一个特殊群体。目前,国家对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无统一的政策规定,各地、各部门只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仅做了一些规定。近年来,乡镇企业通过拍卖、股份合作、股份制等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了产权,然而,这却给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障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改制后的多数企业把股东利益放在首位,为了多赚利润,降低人工成本,大都不愿为职工缴纳保险,甚至原本属于集体企业的退休养老制度也难以维继。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特别是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

  “纯农民”的养老保障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最后一个群体。所谓“纯农民”,一般指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即纯粹意义上的农民。我国农村人口多,人均耕地少且仍在下降,加之受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在迅速变化的市场经济面前,农民的养老保障能力相对较差。为了解决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政府应对农民实施养老补贴,通过提高农产品售价的办法将负担转移给农产品消费者,通过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给予农民补贴,以提高农民的养老保障能力。有人认为农民拥有国家给予的土地使用权而获得了土地保障,或者说国家通过给予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已经给予农民一定的“国家保障”,因而,农村就没有必要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国家对农民的养老保险就不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这种观点的致命错误在于,它过高估计了土地的保障功能。目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0.08公顷,人口不断增加,耕地却仍在减少。根据现行政策,农村土地所有权不属于农户,农民无转让土地的自由,加之土地的耕作成本持续升高,而农产品价格则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冲击下还可能降低,单纯依靠有限的土地越来越难以维持农民的生计。一些农民宁愿抛荒土地或者无偿转让给他人耕种也要外出打工,这充分证明了土地的生活保障功能早已不能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提并论。因此,为了维护“纯农民”最低生活水准、保证其养老保障,必须把“纯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三、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构想

  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思想,人的需求具有一定层次性,这种层次性从低到高依次表现为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只有当人的某一层次需求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更高一层次需求,如此逐级上升,成为推动人们不断努力工作的内在动力。土地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也是人类其他更高层次需求的基础。在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系以及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利益掠夺,使农民的生活状况相对低差,经济收入低使得广大农村居民始终把改善生活作为其追求的目标。在收入仅能够维持家庭基本生存需求情况下,农村居民往往忽略了自身的长远保障。这也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始终未能建立起来的重要原因。然而,从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经济条件看,以欧盟国家为例,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时,农业部门增加值占GDP比重在3.1%~41%之间,平均为16.2%;农业劳动力人口占全社会劳动者比重在5.1%~55.3%之间,平均为29.5%;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在1445~9580美元之间,平均5226美元。2004年,我国农业部门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5.2%,农业劳动力人口占全社会劳动者重46.9%,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1994年达到5316美元,超过欧盟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平均经济发展水平;2000年为9621美元,超过其最高水平9580美元。上述国际比较的结论是:在中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时已不早。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是要根据中国农村的现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体系。

  (一)基金的筹集及运营和管理

  鉴于农民身份类型的复杂性,农村养老保险的资金筹集既要有利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不能阻碍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农民从身份上可分为四类:一类是纯农业劳动者,他们的收入全部或主要来自种植业;第二类是离乡背井外出的打工者;第三类是介于前两者间的乡镇企业劳动者,他们既是乡镇企业的职工,在农忙季节或工作之余又从事农业生产;第四类是失地农民。就第一类人而言,他们是纯农民,留在农村养老的可能性最大;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既有可能留在城市成为城市居民,也有可能返回乡村养老;乡镇企业职工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与聚集,存在城市居民化的可能,因此,存在留在城市或乡村养老两种可能性;失地农民则既可能留在农村,也可能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或转化为城市居民。针对这种复杂性,在筹资模式上绝不能搞“一刀切”,而是要注意各类人群的特征,分类制定措施,不过,要力求做到两点:一是各类人群都能实现有所积累,二是无论最终养老地在何处,都要实现老有所养。

  1、政府与集体资金投入

  首先,对于国家财政来说,鉴于财政部门所拥有的资金有限,不能盲目增加财政负担,造成进一步的财政赤字,但国家可通过转变农业补贴方式来帮助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具体说,可通过把现阶段用于粮食流通环节的大量低效财政补贴直接转为对参保农民的补贴,在农民老年性消费支出上给予补助,国家则以农民补贴的特殊方式承担制度建设的财政责任,达到调动农民参加养老保障积极性的目的。其次,对集体或地方政府而言,因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集体经济实力强弱不均,不能进行硬性要求。经济实力较强的地方可通过对与农村社区养老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来注入资金,并将此作为政绩考评的指标,以激励地方政府对农村社区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2、纯农民养老资金筹集

  纯农民养老资金的筹集可采取如下两种方式:一是实物换保障。就粮食换保障来讲,在我国农产品商品率和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条件下,通过直接用粮食来缴纳保险费的方法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助于将农产品这一潜在社会保障资源变为现实社会保障资源,有助于满足农民对现金和社会保险的渴求,也是对粮食主产区和纯农户的一种有效保护与支持。二是劳务换保障。在建设社区养老保障时,社区养老不仅要保证老年人日常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而且要满足老年人对生活照顾的劳务需求,特别是对子女全部外出就业的老人来说,这方面的需求更为突出。这就为纯农业劳动者提供了额外取得收入的机会,可以将劳务所得转化为养老保险费。

  3、农民工和乡镇企业就业人员的资金筹集

  因为农民工的收入主要是工资性收入,乡镇企业职工也有类似于农民工的特征,因此,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可采取近乎相同的措施进行养老保障基金积累。不过,农民工在就业和养老方面又有其自身特征。现行城镇养老保险主要是通过个人、企业按一定比例缴存保险费来筹集养老保险基金,国家则主要通过允许企业所交费用在税前列支来给予政策优惠。考虑到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因此,不宜采取企业、个人共同缴费的措施来筹集养老金。因为我国农民工数量众多,择业面窄,供给缺乏弹性,通过图1可以看出无论由谁缴费,最终都会由农民工自身承担,在农民工合法权利得到有力保护前,企业会以减少用工数量方式来降低工资,以减少损失,所以农民工养老保险筹资渠道具有其特殊性。

  图1中,S为劳动力供给曲线,D为征费之前劳动力需求曲线,均衡工资为W0。假定只对企业征费,征费后需求曲线向下移至D1,均衡工资为W2,(W1-W2)为所交费,其中企业承担的只是(W1-W0)部分,工人承担部分为(W0-W2),同时均衡就业量从L2降到L1。在此过程中,被解雇的农民工往往是技能低下的劳动者,一般很难重新就业。因此,征费的成本一般大于收益。我国许多中小企业盈利能力差,如果增加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很可能会扩大企业亏损面。农民工所在企业大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企业雇用农民工就是看中了其工资低,对企业强制性征费会造成企业成本提高,从而削弱其竞争力,甚至导致企业亏损。因此,对农民工就业数量较多的企业一般不宜以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而应以利润为缴费基数。在征费问题上,不宜对企业、个人同时征费,农民工个人应当成为征费的唯一对象;在农民工个人形成积累基础上,政府应当将间接补贴转变成为直接补贴,即用企业多缴纳的所得税对农民工养老基金进行补充。

  4、失地农民的资金筹集

  借用卢海元的观点,征地补偿安置应按照被征地的土地价格确定,而土地价格则按照被征地所承载农民的实际社会安置成本确定。这里的“实际社会成本”应包括征地后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社会保障、就业和培训等各方面的费用。现行征地制度下,征地成本中政府各种税费明显过高,用于失地农民安置的比例过低,土地最终按市场价格流转到用地单位时,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与农民毫无关系。应该对此进行调整,将土地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失地农民的安置,切实提高土地补偿标准,以保证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归农民所有的征地补偿费,应提高补偿标准及规范分配比例,以确保保障基金的来源。二是政府财政划拨,政府从土地转让中获得了巨额增值收益,理应为失地农民社

  会保障基金提供支持。开发商从土地中获得的丰厚利润,特别是对房地产等非公共需要的用地单位,应收取适当的附加费,补充到保障基金内。三是土地收益价。广东“南海模式”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使农民变为股民,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变为股份分红权,农民实现非农化及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从而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和基金的来源。四是国内外企业、慈善机构或慈善人士的捐赠,也是社会保障基金来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5、资金运营和管理

  投资的实际回报率对养老金的规模有显著影响,对于任何农村养老金项目都至关重要。在保证资金安全前提下,推行投资代理制,将部分养老基金交由专业投资公司进行投资,以提高积累资金的增值率。针对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运营风险大的状况,首先应建立农村社会养老基金的分级运营机制。目前基金主要是由县级运营、核算,限于县级的技术条件、人员素质等原因,基金运营风险较大,一旦出现亏损,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应适当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层次,实行省、县两级管理和运营模式。其次,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监管力度,建立严格的监督监管机制,建立多层次的基金监督体系。

  (二)农村养老模式的选择

  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保障的发展状况,因此,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前提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性差别以及不平衡性,因此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建设速度和水平应与各地农村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

  在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如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农民生活水平较高,经济承受能力较强,基层组织较健全,乡镇企业发达。这些地区的农村养老保障应高于全国平均生活水平,应着重于老年人的老有所乐、生活照料及精神慰藉等,可采取社区养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个人储蓄养老模式为主、家庭养老为辅的模式,利用家庭及社区资源增加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通过较完善的社区设施来使老年人得到精神慰藉,并逐步向社会养老保险过渡。农村经济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如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山东、湖北、湖南、海南等,农民生活水平、经济承受能力一般,乡镇企业不够发达,但基层组织较健全,因此,这些地区的农村养老保障应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相当,着重于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及精神慰藉。可采取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以土地换保障为主、个人储蓄养老和社会养老保险为辅的模式。在农村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如山西、内蒙古、四川、安徽、江西、河南、广西、重庆、宁夏、新疆等地,农民生活水平较低,乡镇企业不发达。这些地区要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为主,可采取家庭养老和村域社区养老模式为主、个人储蓄养老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辅的模式。在经济落后地区,如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等地,自然条件相对比较恶劣,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很低,经济承受能力很差。这些地区的农村养老保障要略高最低生活保障线,着重与老年人的老有所养。可以采取以个人、家庭、家族养老为主、政府救济为辅的模式,逐步向村域社区养老保障模式过渡。

  从短期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革的目标是:按照原则统一、分类指导、梯次推进的指导思想,区别不同人群、不同状况,实行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以期尽可能使农村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针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结合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建立适合农民工群体的养老保障制度;第二,结合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并注意与其他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衔接;第三,针对乡镇企业职工养老模式的选择,调整原来试行保险政策,参照城市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安排,改变过去储蓄保险性质的保障模式,按照社会保障的一般原则,实行部分积累制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第四,对于纯属于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问题,仍然鼓励和维护现有的家庭保障制度安排,政府在政策上给予必要支持。

  (三)政府在失地农民、纯农民、农民工及乡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之所以出现农村失地农民、纯农民、农民工以及乡镇企业职工参保率低、投保热情不高问题,其中不乏政府责任。因此,针对目前我国集体补助比重过低、国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状况,应适当提高集体补助的比重,加大政府财政扶持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具有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福利性”,调动农民投保的积极性。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温克勒在总结欧洲国家农民养老金财政状况时所说的:“农民是一个比较贫穷的社会阶层,他们不能完全保障自己的生活。统筹、国家补贴和对公共或商业性计划的缴费进行税收减免是关键性的手段。并且吸收越来越多的政府财政支持(或基于工资的缴费),没有一个社会保障机构能光依靠所缴费用来承担农民养老金的支出。它们都需要依赖政府补助和其他方式来补贴。”而且,恩格斯早就指出:“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都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社会改造中的费用节省9/1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这些均说明,政府给予农民养老金以补贴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由于我国农民养老保障没有城市职工养老保险那样的历史包袱,农村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费用也较低,建立补贴制度的成本会较小,因此不会给国家造成太大经济负担。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因而有为农民养老保障提供财政支持的能力。因此,这个财政责任,国家是必须要承担的,必须强调国家在解决农民养老保障问题上的重大责任。我国政府在农民社会养老保障的制度设计和财政投入方面,应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更为有效的措施,重视农民权益维护,改革以前重城轻农的状况,即政府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国家财政支出中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相应增加农村养老保障支出比重,为养老金提供保障性支持,切实让农民感受到国家的支持和关心,提高其参保的积极性。

  目前,国家已意识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过程中加大政府财政扶持力度的必要性,尽管国家财力有限,但2006年还是推出了一套全新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凡具有农业户口,男16~60周岁,女16~55周岁的各类人员,均可参加。这一制度最主要的是变“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为“个人、集体和政府”三方共同筹资。参保人可在规定范围内自行选择缴费金额,乡镇及市区政府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补贴。根据缴费标准不同,参保人在年满60周岁后每月可领到数额不等的养老金,但均高于当地农民每月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新政策规定,政府财政除进行配套补贴外,还将划拨一部分资金作为专项储备金,以确保养老金能够随生活水平提高而实行动态调整,从而改变了过去养老金一经领取、待遇水平终身不变的现象。这说明国家已开始逐步加大政府财政扶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力度,是政府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落实“城乡统筹”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体现。

  (四)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法制化

  制度的执行必须有法律的先行规范和指导,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样需要政府立法的强制推行和保证实施,靠法律而不是暂时性的行政命令来解决农民养老保障问题。养老保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相对稳定性、持续性和连贯性。因此,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做出明确规定和统一筹划,可使农民养老保险工作有法可依,实现规范操作,从而克服其随意性,减少执行的偏差。随着农民养老保障向“制度化”和“社会化”模式的转变,通过立法形式来强化农村养老保险的规范性和约束性已变得越来越必要。考虑到农村养老保险的特殊性,国外普遍的做法是对农民养老保险单独立法,如德国1957年7月颁布的《农民老年救济法》,日本1970年制定的《农业劳动者年金基金法》。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达9亿之多,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更为主要的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客观存在,因城乡劳动者的产业依托和生活依托完全不同,从而导致城乡劳动者缴纳保险费的能力和方式存在差别,因此,单独立法更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均得到了显著提高,农村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时也应看到,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保障始终处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障的边缘,农民游离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障网之外,基本上由个人或家庭承担。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及程度加深,传统农村养老保障方式已不能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既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也引发了一些不安定因素。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所以迫切需要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以便为城乡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同时,完善农村养老保障还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立,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农民是我国人民的主体,注重他们的根本利益,满足他们的养老需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保险学会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7号 邮编:100716 电话:(010)84209318 传真:(010)84209361